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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津桥始末

(2001-10-20 02:00:00.0)

蒲津桥始末
  古蒲津桥,在永济县蒲州古城西门外,它是横跨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浮桥,有一千九百多年的桥史。历代许多帝王将相,都十分关注它的兴修、改建、使用。在政治,经济,军事诸方面均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它卓绝的艺术,光辉灿烂,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。
              蒲津桥的沿革
  早在春秋时期,鲁昭公元年(公元前541年),秦公子(钅咸),在秦无法安身,随从资财无数,其车千乘,出奔于晋,靠船渡河费时太长,于是在夏阳津(蒲津关)用舟连接,比其船而渡。《左传》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秦公子(钅咸),有宠于恒,如二君于景。其母曰:‘弗去,惧选’癸卯(钅咸)适晋,其车千乘。”《尔雅》注为“比其船而渡也,就是连舟为桥的意思。”《初学记》云:“公子(钅咸)造桥处,在蒲坂夏阳津,今蒲津桥是也。”桥址就是现在的永济县古蒲州城西门外。当时这座桥,是临时性的舟桥,也叫浮桥,两岸都不用桥墩,搭、拆都方便,这浮桥的寿命很短,过河后就拆掉了。
  到战国时期,秦国国君秦昭襄王,为进攻韩、赵、魏诸国,在蒲津两次造桥。《春秋后传》记:“秦昭王二十年(公元前287作)始作浮桥于河。”这是第一次,30年后,他又在这里造桥。《史记·正义》:“秦昭王五十年(公元257年)初作河桥,在同州(今大荔)东渡河,即蒲津桥也。”这一次造桥,在公子(钅咸)造桥后289年了。但文中说“初作河桥”是这次正在这里造桥的意思,因仍属军事需要也是临时性的浮桥。
  汉高祖刘邦定关中,也在此筑桥渡河。魏武帝西征马超,韩遂,夜渡蒲津关,也在此造舟为桥,可知从汉初到汉末,历次造浮桥的时间了。
  到东魏时,齐献武王高欢(鲜插,汉化人)一名贺六浑,为进攻西魏,也在此造桥。《永济县志·山川》(光绪12年版本)记:“东魏时,齐献武王高欢造三浮桥(蒲津、太阳、孟津)以攻西魏。西魏大统四年(公元538年)丞相宇文泰(鲜卑族),一名黑獭,既定秦州造浮桥,河上通住来。又,隋文帝至河东,亦造浮桥,皆在蒲。”这些史载都说明了,桥址皆在蒲津,谁用谁造,证明这时的浮桥仍很固定。
  到开元年间,仍在这里改建蒲津桥,据宋代王溥撰写的《唐会要》中记:“开元九年十二月九日,增修蒲津桥,以竹苇,引以铁牛。”从此而知这次增修, 仍改进不大,仅岸上桥墩有所更变,竹索依然还是竹索,仍很不耐用。过了三年,到开元十二年(公元724年)才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。
  这次改建,是事出无奈,也是事在必行了。因为蒲津关,自古是兵家重地,秦晋要冲,所以开元时的兵部尚书张说把蒲津桥年年破败的情况,向唐玄宗李降基上疏:“河上有三桥,蒲津是其一,然每冬冰未合,春泾初解,流淇峥嵘,塞川而下,如础、如血、如堆、如阜、或枞、或磨、或切,绠断航破,无岁不有。虽残渭南之竹,仆陇坻之松,败辄更之,不罄供费。津吏成罪,县徒告劳,以为常矣!”明皇听了这个奏疏, 他当即表态:“嘻!我岂虑哉!乃敷(礻右)于下,通其变。”
  他为什么颇有气魄地马上就表了态呢?因为唐明皇在开元时期,是一位盛精图治的皇帝,史有“开元之治”之称。官清民实,国威远扬, 他完全有力量,大规模地改建这座蒲津桥。
  蒲州城在唐开元年间,正处于兴盛时期。开元八年,蒲州城与陕、郑、汴、绛、怀并称六大雄城。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,置中都。开元十二年,全国州府定近畿之州为四辅,升蒲州河东郡为上辅。据此情况,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地改建蒲津桥,是十分必要的。
  那么,怎样改建?改建后的桥、牛情况怎样?改建的当事人张说在《蒲津桥赞》一文中作了纪实:“冶铁伐竹,取坚易脆,图其始而不久,纾其终而就逸……大匠蒇事,百工献艺,赋晋国之一鼓,法周官之六齐……是炼是烹,亦错亦锻,结而为连锁,熔而为伏牛,偶立于两岸,襟束于中(氵单)。锁以持航,牛以执缆,亦将厌水物、奠浮梁,又疏其舟间,画其首,必使奔澌不突,积凌不隘,新法既成,永代作则。”
  张说这段赞语,明确地记述了这次改建蒲津桥的情况,也记述了中(氵单)城确实就在蒲州,朝邑之间的河滩之上。《三城记》载:“中(氵单)城,表里二城,南北相望。”唐时的黄河在这一段是两流。据考,蒲津桥分两座,桥把蒲州、中单、朝邑连接起来,因而有一桥锁三城之说。
  隋唐时期,我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就很频繁,唐开成年间,一个叫圆仁的日本和尚,在他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一书中写到:“开成五年(公元840年)八月十三日早晨,从临晋县出发,午后……到河中节度时,黄河自北向南流,黄河从河中府正北,向南流到河中府南,便向东流,经北入舜西门出,则有蒲津关,便渡黄河,浮桥连舟,阔二百步许,黄河两流,造桥两处,南流不远,两派合,却过七重门。向西行五里,到河西入八柱寺宿”。
  园仁和尚这次来唐求法,路经蒲津桥,已在开元十二年后116年了,他作为一个亲临巡礼蒲津桥的游客,把目睹蒲津桥和河流情况,如实地记录在他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,这和张说对蒲津桥的记述也很吻合,虽然他们两人的记载相隔一百多年,桥与河流的变化,仍基本相似,可知那时的流河属安流期。
  到北宋时,几位皇帝对蒲津桥的维修、保护也很重视。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力谋富国强兵的皇帝,熙宁元年,他多次招令,修建保护蒲津桥,他是重视军机的皇帝,他知道蒲坂自古是兵家要地,蒲津桥是军事的交通要道,所以他对这座桥十分重视。
  金时对蒲津桥的管理更为具体。《永济县志·蒲津桥》一文中记:“金时设大庆关,勾管河桥官一员,掌解系桥梁,济渡舟楫,巡河修埽,率埽兵四时功役,栽植榆柳,予备物料,稽察奸伪等事。”这段话对蒲津桥的管理、保养、守护作了清楚的记载。而到金元光元年(公元1222年)十二月元将石天应因河中守将侯小叔出议兵事,乘虚袭取河中府,(蒲州城)作浮桥,通陕西。小叔还,驻乐李山砦,夜半攻城以登,焚楼、橹、火照城中。说明元兵把浮桥及所属船只全部点燃 ,其火光之大,把相距一百多米的蒲州城都照亮了,可知船桥数目之巨。
  自元兵烧毁蒲津桥之后,桥的历史并没有完,到明初时,又有关蒲津桥的记载,《蒲州府志·事纪》中有:“都督康茂才,率兵取河中府。元平章品德,杨晟弃城遁去。二年正月,大将徐达至河中,会诸将造浮桥,渡河取陕西。”这是蒲津桥的最后一次复造。文中的二年是明洪武二年(公元1369年),这次造桥,纯属军事性的需要,徐达统率十数万大军、“会诸将造桥”也是声势浩大之举。
            蒲津桥的沿革粗略划分:
  始从公元前541年到北魏,这900余年,是不固定性的舟桥。
  从北魏到开元十二年,这300多年间,是以竹缆连舟。为固定式的浮桥。
  从开元十二年到金末,这500年间,是铁索连舟。地锚是铁牛、铁人、铁山、铁柱。铁牛负铁索履行使命500余年。
  自元兵烧桥后,桥废渡绝,而铁牛存之如故,到明初又借这个地锚造桥。
  总计蒲津桥的历史沿革,兴兴败败延续了1910年。
                 蒲津桥的形制
  黄河属季节性河流,涨、落、宽、窄、清、浊、缓、急、流量大小、冰闭阻障,河道移动、河床高低等,均无定数,变化难测,在古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,在黄河上建筑浮桥,就需随着河流的变化而变化。
  春秋时期,鲁昭公元年,公子(钅咸)在蒲津关造浮桥,还是处于中国古桥初创期,北魏以前对蒲津桥史的记载尚可查阅,而对桥的形制,结构,体系皆渺茫无考。
  公子(钅咸)在蒲坂造桥,只不过是携带家私奔晋,连舟造桥为梁,不论多么简便,舟桥在河面上总要连结成排,车马才能通过。
  战国时期,几代国君在这里造桥,仍无文字记载桥的形制,而这个时期铁器已普遍使用,生产力较发达,河中舟船分组编列,可以用铁锚固定草缆或绳缆,岸上当然有木、石之类作桥墩。
  到唐时,杜佑在他撰写的《通典》一书中,才提到蒲津桥的形制:“桥自后魏迄唐初,皆横百丈,连舰千艘,少败辄更,岁费不訾,于是开元十二年,唐明皇始下群议,乃铸牛、人、山、柱,夹维两岸,久成固矣!”这是对蒲津桥形制的最早描写。
  “横百丈”,说出了桥的跨度, 据考百丈还多一些。(太阳桥长76丈,宽2丈)唐时的东流河,岸高、谷深,流急,泥沙容易冲走。“连舰千艘”是形容词,百丈长的竹缆上系船不过五、六十双。
  到开元十二年换竹索为铁索,地锚全以铁铸造,这是一次浩大坚固的工程。
  待到天宝年间,阎伯(王与)在《蒲津桥赋》一文中对桥的形制进一步描写:“远之而望,势侔神造,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,又似乎蓬菜之横海岛。虚其内,则用当其无,疏其间,则屈而且抱……下临不测,舟形崎岖,似大龙之饮川,梁势编绵,疑海鹏之点异。”
  这段描写,比杜佑、张说写的形象逼真,他把桥索的曲浮情况,舟形的崎岖、梁势的编绵等几个方面都写出来了。这就给后人考察蒲津桥的形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到宋、金时,对桥不断进行维修保护。在桥两端设东西门,专设管桥官员,经常有二百兵役护桥,在桥头近处植榆栽柳。
  开元十二年,桥改建后,在桥东岸东北一百五十米处,特建一“铁牛村”,住杨、李两姓,共三百多口人,不种田,不纳粮,专职护桥看铁牛,到明隆庆四年(公元1515年)河涨村没。
  1989年,蒲津渡遗址发掘出土,这对桥的形制考证更有了确凿依据。
  从铁牛、铁人的布局,看桥的位置,按这次发掘出土顺序,给四个牛编了号:
  1号牛在西北方位,2号牛东北方位,与1号牛成行。3号牛在西南方位,与1号牛成前排。3号牛与4号牛成行。4号牛与2号牛并成后排,1、3号牛在唐石堤之东,距堤1.30米。2、4号牛尾距现存的蒲州古城东墙51米。3、4号牛距现存的蒲州古西城门110米,这就准确地知道了蒲津桥的位置。
  从牛的布局,看桥的宽度:
  1、3号牛相距10.30米;2、4号牛相距10.40米,每牛尾下有一根大铁轴,各轴长2.3米,直径0.5米,轴上有图案花纹,轴作拎桥索用,每轴系两根桥索、共系8根,这就准确知道了桥的宽度为10.30米至10.40米。
  从石堤、铁牛的长度:
  唐筑的东岸石堤高4.7米,上宽1.30米,铁索由铁轴60到70的斜度下垂到河面连舟。古人把这形容为“瀑布之界天台”。史籍对桥的长度记“百丈”,“二百步”,“不足一华里”等不一,而数字相差不大,待到西岸牛发掘出土后,方获得更为准确的数据 。
  从水的流速看桥的弧度:
  唐时黄河岸高、河窄、水深、流急、铁索连舟直铺河面,北来之水自然把舟索桥冲成弧形,古人把这形容成“势若长虹”。
  从铁索长度看桥船的数据:
  1、2号牛和对岸北边的两牛拉四根铁索。3、4号牛和对岸南边的牛拉四根铁索。最北边的一根铁索距最南边的一根铁索10.40米左右,桥船的长度应为10.50米,船上两端有铁环和铁索连接,船的宽度为3米左右,船与船之间还必需有一米左右的距离,以便通水。这样铁索上的桥船仅六、七十双。
  从桥东端的地势看车马怎样上桥:
  隋唐至金元明五百多年,蒲州城西门外地势低平。出西门向右转是月城,门向北、至石堤是15度斜坡,过石堤是30度坡,为桥头防护工段,从下斜垂60多度南边的4条铁索下穿过,一大块木板和第一双桥船连接,便上了桥。
  从地锚工程的浩大看桥的载重量:
  每牛下六根铁柱,入地丈余,柱与柱之间用石条、铁锭勾塞,再加4尊铁人,两座铁山。据考,工程底部牛、人、山、柱纵横以铁石相连共成一个整体,真是牢不可拔。( 这点将继续考证)。
  每根铁索按130丈计,8根共1040丈长,每丈铁索100斤重,共重104000斤,这样重的铁索不是全靠地锚,而是铁索连舟,河水漂浮。载重的车马碾在那双桥船上,那双船就略有下沉,大波涛经过舟船下部时,也会把船抬起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蒲津桥的使命
  蒲津桥历经春秋、战国、秦、汉、直至元、明,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使命。春秋时期公子(钅咸)架桥是携带家私,虽如此,从而却沟通了秦晋往来的门户,奠定了秦晋之好的基础。
  战国时期,几个国君为军事需要都在这里架桥。茅以升先生在《中国古桥技术史》一书中说:“黄河上,战国时代,秦国蒲津几次修建浮桥,都是为了进攻韩、赵、魏诸国,企图完成统一大业。后魏时,齐献武王高欢在蒲津建桥,是为了进攻西魏。”这几个时期,国内战争频繁,蒲津桥多用于军事需要,它对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起了一定作用。
  隋末,李家统治集团起兵晋阳,转战山西半境,其中许多成员与山西有着密切关系,改建、使用蒲津桥,正适应当时李家的军事需要,灭隋兴唐推动了社会的发展,其间蒲津桥起了莫大作用。《朝邑县志》载:“唐李渊起兵太原,原为隋太原留守,炀帝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和儿子李世民乘关东大乱,起兵太原,西渡黄河,先居春宫,经同州(今大荔)西定长安,后称帝灭隋,统一全国,建立唐王朝。”这就是蒲津桥的又一大功绩。
  唐朝是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,在安史之乱以前的一百多年中,国力强大,经济繁荣,文化昌盛,疆域辽阔,京都长安十分繁荣,这个时候的蒲州城升为上辅,城围20余里,蒲津桥对这里的繁荣起了一定作用。如思想家柳宗元、“田园山水派”王维,都是这个时候的杰出人物。手工业也很发达,如“蒲纸”、“桑落酒”等那时候就驰名。
  据香港《新亚学报》中严耕望写的《唐代长安·太原驿程考》一文中说:“蒲坂之地,为河东、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,故建长桥,置上关,皆以蒲津名。”可知这座桥交通的重要性了,以后的几个朝代,蒲津桥多是军民两用。它在中国古桥中是一座年代长久、规模宏大、技术精巧、建筑坚固、使命繁重的桥梁,它在古桥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,足以彪炳千古。
  现在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,正逢盛世,我们作为华夏后裔,有权利,有责任,有能力保护并继承发展历史给我们遗留的文化遗产——蒲津桥。
  今天,蒲津桥东岸的铁牛发掘可望,待到彼岸铁牛出土,我们宏伟愿望是建铁牛一馆,二馆,仿唐式再架铁索,让唐代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,再给神州大地,锦上添花。
(樊旺林、李茂林)